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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岁的他告别股市创业,成为工业巨头。他说:感谢股市崩盘让我一贫如洗
“灾难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”
文丨华商淘略制作人毕亚军
1987年10月19日,纽约股市一开盘,道琼斯指数就跌落悬崖。最终当天跌幅高达22.62%,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八分之一。几小时内蒸发。
将全部财富投资于股市的杜继川和孙大卫,已经走到了贫困的边缘。
119.54 亿美元,72.17% 的全球市场份额。
这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内存公司金士顿在 2018 年的经营业绩。排名第二的 SMART Modular 收入还不到它的一小部分,只有 8. 39 亿美元。
迄今为止,金士顿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行业第一。而其两位老板的净资产早已被评为近500亿元,跻身全球超级富豪之列。
连续16年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世界中成为领头羊,实属不易。金士顿不仅稳住了领先地位,而且在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也越来越高,显得非常特别。
▲ 金士顿 Predator RGB 是目前金士顿最高端的内存产品线
但它的专长远远超出其卓越的业务表现。
在过去的30多年里,这棵隐藏在聚光灯下的常青科技树,以及它的主人,一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——
它只有 3,000 名员工,在六大洲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业务。换算成2018年营收,相当于每名员工年均产值400万美元,是一家硬件产品公司。
更独特的是它对员工的管理。
除了工厂生产线调度和财务规划,金士顿从不采用MBA或现代管理方法进行KPI考核和管理。它被称为没有“管理”的公司。
“尊重、忠诚、坚韧、正直、有趣”……金士顿的两位老板,追求这些似乎与现代商业和科技世界脱节的价值观和文化,塑造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进入家庭和家庭关系。
上班不打卡,出差鼓励你顺便出差,周末在拉斯维加斯组织夜场表演,没有KPI,鼓励大家不辜负自己……还有人相信制度和管理,他们相信天地良心,相信我对你好,你就会对我好。
他们的梦想是“我在天桥上抽根烟,有人为公司赚钱”。他们相信,只要选对了人,只要能真诚地相信并善待他们,员工就可以梦想成真。真实的。
当公司有200名员工时,他们会给1亿美元分享,公司会不断发展壮大,他们也会继续分享。迄今为止,他们已花费超过5亿美元为员工买房。两位老板总是以热情奖励他们并宣传自己:
“我们是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者。”
这让他们屡次被各种媒体和机构评为“最佳雇主”,但也遭到了深深的质疑。
在公司还小的时候,《洛杉矶时报》的记者曾看到他们的“无所作为”,警告说:你现在可以做,到了2亿美元就做不到了。
后来,金士顿赚了 2 亿美元。记者再次来到公司,发现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发生变化。他改口继续警告:这种方法一定不能做到10亿美元。
“我们现在有超过 65 亿美元的年收入,我们仍在管理它,”他们后来告诉记者。记者感叹,世界上没有人敢像他们那样做生意。
他们对合作伙伴的态度也是传奇。
1996年8月,孙正义的软银急于进入硬件行业,以15亿美元收购了金士顿80%的股份。在支付了11亿多美元后,供不应求的孙正义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寻求帮助,但两位创始人在一分钟内决定:剩下的3亿多美元,不要它。
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,孙正义头脑清醒,决定退出五金行业。1999 年 7 月,两位创始人以 4. 5 亿美元的价格回购了金士顿 80% 的股份。
一个接一个,当初压榨孙正义3亿多美元的两位老板,让孙正义白白赚了近7亿美元。
这两位老板就是在1987年的股市崩盘中破产的杜继川和孙大卫。
股市崩盘前,他们在硅谷成功创办了一家公司,但因为人生目标相当佛系,卖掉了公司,给了他们每人超过100万美元,甚至还筹集了一些钱,交给了交给股票经纪人。投资,开始舒适悠闲的生活。
几近一贫如洗后,40多岁的老人见面喝咖啡,互相安慰鼓励,最终决定从头再来,用他们翻箱倒柜的2000多美元成立金士顿。
后来我采访杜继川时,他回忆起金士顿成立前,他和杜继川开车四处求救的情景:我们在海边开车的时候,夕阳西下,夕阳很美。我们停了下来,沉默了很久,我们几乎同意他向大海和日落喊道:
总有一天我们会赚回来的!
【以下专访金士顿创始人:华商淘路杜继川(摘要)】
问: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速增长?
杜:一直以来,我们都在努力不断地“突破”自己。我们从不以保守的心态考虑业务和发展。我们始终强调进步,展望未来,努力抓住新机遇。
我们始终坚持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企业文化,不断投入技术创新,让同事始终拥有最轻松的工作环境,开发最优质、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,获得最佳回报工作。这也是我们不断团结和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Q:你在德国读书,你是怎么到美国的?
杜:我不是一个好学生。中学在台师大附中,因“涉外”太多,逃学而辍学。不是我不喜欢读书,只是我觉得生活不应该以书为重。正因为如此,我的家人决定把我送到德国,让我一个人走向世界。
在德国学习后,我决定去美国发展。有趣的是,我在德国学的是电气工程,但我在美国做房地产销售,从一开始就不是高科技路。
我的风格一直是从简单的事情开始,然后把它们做好。当时的环境是,在房地产销售领域找到工作更容易且有利可图,而成为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则更难。
问:您和孙大卫是如何创业的?
杜:我在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。
他在一家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。他经常对我说:一块主板卖2000美元,但它只卖200美元。这是一大笔钱!很羡慕这个生意利润这么高,赚钱这么好,于是就想了个办法:我们能不能合作,他设计主板,我卖?
我想只要他有信心做一块好主板,我就有信心卖主板。
问:所以你做到了?
杜:是的,孙大卫同意我的想法。我没看错(笑)。我将车库用作公司办公室开始了我的业务,并创办了一家销售工作站内存的公司。
我们俩都是工程师,没有制造、成本核算、销售等方面的经验,但我们非常大胆,还在摸索和打广告来吸引客户。两年后,公司被一家电脑公司收购,我们各拿了 100 万美元。
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成功。我们对这一成就有点陶醉。我们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投资股票,开始了接近退休的舒适生活。
Q:股票投资效果不好,所以转投金士顿?
杜:还不错,很糟糕。1987 年 10 月 19 日,美国股市一夜暴跌,我和孙大卫的积蓄花光了。
那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原本,我们在经济上是自由的,但我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。
在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挫折之后,我们决定重新开始。
当时我们看好内存市场,决定继续经营。但当重新开始时,条件已经很艰难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在家里的抽屉里翻来覆去,找不到多少钱,最后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将近 2,000 美元,所以我们用这 2,000 美元作为启动金士顿的资本。
Q:金士顿成立以来发展顺利吗?你做了什么来重新站起来?
杜:人们说成功没有捷径。但我认为有。
成功的捷径是知道如何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,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并添加自己的东西来满足需求。这也是我们为金士顿找到的捷径。
我们看到了DRAM市场的潜力,低价大量购买了DRAM芯片,重新设计了封装,然后以模组的形式出售。市场已经验证了我们的判断。DRAM大缺,我们天时地利人和,很快就会取得好成绩。
问:1996年8月,日本软银以1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%的股份?你为什么要卖掉公司?
杜:其实我和孙大伟都不想卖给他们,但是他们很坚定,很坚持。我们两个,应该说,都不是那种必须立功的人。我们都热爱生活,不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。软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退休并重新享受生活的机会。
另外,我们也在思考DRAM行业波动剧烈,公司规模日益壮大,操作稍有不慎,如何保护员工?软银如此强大和雄心勃勃,应该适合他们经营。因此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。
问:与此同时,您还免除了软银的 3. 3 亿美元的未偿付款。你怎么这么大方?
杜:当时软银正在艰难扩张,营运资金比较紧张。在交易过程中,他们感到无力支付最后的 3. 3 亿美元。所以他向我们解释了困难,并提出了延期付款的希望。
孙大卫和我相信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0亿美元,而且我们已经赚够了。这3.3亿美元可以说是多余的钱,我们不需要为了这笔钱让对方吃亏。
所以我们说,剩下的,我们不想要。
问:但在 1997 年 7 月,您以 4. 5 亿美元买回了股份?
杜:是的。过程充满戏剧性。
软银后来发现收购金士顿是错误的决定。当时他们投资的公司主要是互联网公司,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的属性与其他软银公司有很大不同。
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,市场分析师总会提出这个问题。大家不知道如何定义软银,这也影响了它的估值。
这让他们非常头疼。但他们不想改变金士顿的手,他们只是想让我和孙大卫把金士顿买回来。被他们的诚意感动,我们同意买回公司。
对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价格:一年前我们卖了10亿多美元,现在不到5亿美元买回来,公司这段时间的业绩还在增长。
问:一卖一购,节省了3亿多美元,净利润6亿多美元?我好想知道,这几亿美金在飘来飘去,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滋味?
杜:我们曾经一贫如洗,然后经历了财富的起起落落。有一种“一切都过去了,又回来了”的人生体验。这也可能是加强我们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。
David Sun 和我从不为钱争吵,我们做事也不是为了钱。我们很清楚,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。
我们一直认为,相比之下,金钱不那么重要。
Q: When you sold your shares to SoftBank, you distributed $100 million to employees, and you were elected as the dream boss in the hearts of Americans many times. 请与员工和管理层分享您的经验?
杜:我们一直把员工当成家人,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管理层。
金士顿视员工为家人,我们始终与您分享利润,以此感谢我们的员工。我们一直认为,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取得优异工作绩效的关键,因此我们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员工能够快乐工作、享受工作的环境。
金士顿就像一个大家庭,所有员工对这个“家”都有归属感。在这里,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、讨论和分享。
我们,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,就像亲人一样,互相帮助,互相支持,所以这里看不到市场的阴谋。
说到员工管理,其实金士顿“以人为本”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跨国、跨文化的差异。例如,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 25 个国籍。我去欧洲出差,大家一起吃饭,一起八卦。他们都是一样的,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。
对员工的关怀不会因国籍或地区而异。
但由于文化差异,我们与异地员工之间的管理方式仍会根据文化差异进行调整,让我们充分了解员工的需求,并尽力满足他们。
问: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。你们两个之间有过危机吗?
杜:孙大卫和我彼此信任和尊重。
我们对彼此的信任使我们的关系维持了数十年。尤其是我们的逆境感使我们无法为金钱争吵。但我们会为想法而战。
当我们遇到分歧时,我们会冷静下来,思考,沟通,交换意见,然后达成共识。
David Sun 和我很幸运今天能取得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我们认为,创业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。这取决于彼此的优势,而不是挑剔对方的弱点。尤其是两人不要太在意谁贡献多谁贡献少。只有这样,合作才能长久。
Q:在你的记忆中,你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?它对你有什么影响?
杜: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,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。另外,当时的德国非常排外,所以我觉得很忧郁,感觉自己被孤立了。那时,我还在亲戚开的中餐馆打工股灾赚百万亿美元,经常被顾客嘲笑。那些年,我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和温暖。但最终它给了我积极的力量,让我知道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挫折。
Q: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,有什么特别的爱好?
杜:我的工作日程经常排得满满的。业余时间,我喜欢打篮球和打鼓。
在台湾读书的时候,我和同学组成了一个流行音乐团体(Band)。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队!也因为对西方音乐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爱,现在我和一群热爱音乐的朋友组成了“加州梦乐团”,负责打鼓。我们经常在华人社区的慈善筹款活动中进行志愿表演。
问:现在,您如何看待在股市崩盘中一无所有的经历?
杜:在我的记忆中,我一直觉得1987年10月19日是金士顿真正的生日。如果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,我们就不会重启,它背后的故事也会不一样。
1987年,我46岁。一个46岁的人,从百万富翁到有生活费,甚至负债,然后白手起家,并不容易。
我有时也很绝望。谢天谢地,我没有一直沮丧,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不得不感谢那场灾难。
46岁让我一贫如洗,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股灾赚百万亿美元,否则,我们也不会被迫束手无策,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。所以,我总是鼓励那些陷入困境的人:
不管有多难,相信自己,不要放弃,向前看。把低谷当作一个转折点,在你的生活中创造一个新的高峰。
一一结束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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